在中共領導人聚集北戴河度假之際，天津第二中級法院連續4日開庭審判709大抓捕案，官方媒體日日不厭其煩地推出庭審紀實，公佈被告的懺悔錄，以此佐證中國特色的法治方式、法律程序的完善，以此彰顯中國維護國家安全、政權穩定的決心。然而，異見人士、維權人士不是被認罪，就是被自殺─生命和人格的謀殺，就能維護中共統治的合法性嗎？
媒體透支公信力成司法工具
尤須關注的是，709大抓捕案的大審判，與香港牽連甚多。簡而言之，一是中共利用香港媒體為其背書、宣傳，指定香港的個別電視台、報章按其旨意訪問當事人、報道事件。這些媒體透支了香港傳媒的整體公信力，成為中共向國內民眾和海外輿論展示司法公開、公平的工具。
二是中共分化、打壓中港兩地異見者手法一脈相通。其一是策反同一事件的當事人為「證人」。銅鑼灣書店五子被失蹤案，只有林榮基逃離虎口後挺身而出，指證中央專案組的迫害，但就要受到其他同事指摘。而709大抓捕案中，先後有趙威、王宇獲釋，出面指控其他律師，第一個被審判的翟岩民也因指證其同伴而獲減刑。
其二是當事人認罪、懺悔，能否免罪則由當局說了算。香港選管會要立法會參選人簽署反港獨確認書，但參選人提名資格是否被否決，又與是否簽署確認書、是否支持港獨沒有直接關係，端視乎選舉主任決定。而709大抓捕案中，胡石根、周世鋒就算認罪、悔過，仍難逃重刑。
可以說，709大抓捕案的大審判，一次過讓港人看到銅鑼灣書店事件、參選確認書事件的荒謬。更可悲的是，當事人應否悔過、應否避免指控同伴，更引發抗爭倫理之爭，一如梁天琦為取得參選提名資格，應否簽署確認書、應否承諾不再推動港獨引發的爭議一樣。
面對極權統治者的殘酷、荒唐，抗爭者應以更堅定的意志、更勇敢的付出而形成道義感召力，還是應運用因時因人而異的策略、應把握幸免於難的機會？無論從政治學還是倫理學去解讀，都會出現歧見，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強求於人？
堪為比較的是李旺陽與胡石根。李旺陽曾坐牢22年，有「六四鐵漢」之稱，獲釋後堅持要求平反六四，慘被自殺身亡。胡石根曾因組織和領導反革命集團罪和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坐牢16年，今次再被控顛覆國家政權罪，雖認罪仍被判囚7年半。他們都是極權政治下的犧牲者，不被認罪就被自殺，又何必去辯倫理的優劣？
中共圖分化抗爭者玩弄法治
相反，公眾應洞察中共分化抗爭者、玩弄法治的圖謀。中共喉舌《人民日報》對709案大審判的評論，就露出了狐狸的尾巴。這篇題為〈審判顛覆國家政權案：不要小看中國法治決心〉的評論，賣弄的論點有二：一是「對於任何一個國家的公民而言，維護國家安全、政權穩定，都是基本的法律底線」，二是「中國司法有決心也有信心，以更完善的法治方式和法律程序，堅定守護國家政權安全」。
說白了，中共以維護國家安全為名，實質上要維護的是中共政權的穩定，是要讓中共新老權貴每年都安心地在北戴河享受夏都的樂趣。如果政權的更迭就是破壞國家安全罪，美國每四年一次的總統選舉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，是政黨與公眾共同擊穿法律底線；如果懺悔書就是中國特色的法律程序的完善，嚴刑逼供就是與其一母同胞的完美法治方式。
而香港立法會選舉參選人的反港獨確認書，無異於中共設置的另一種懺悔書、另一種法律程序。只不過，想要香港人默默地簽署，再儍儍地說守護國家安全、人人有責，那是中共和梁振英的癡心妄想。
李平
周一至周六刊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