哲學家卡繆曾言：「一切重大的行動與思想，在萌芽之初都是微不足道的。」今日回想港英年代政府的管治之道，也確是如此。對於一個殖民統治者而言，他最需要擔心的是殖民地的叛亂，為了根治或者阻止叛亂，他大可以跟從馬基維利《君王論》的說法，來個「人走地留」。偏偏，港英政府沒有這樣做，反而在每個危機和動盪的時刻，抓緊機會推行改革。即使沒有動亂，政府都希望尊重以華人為主體的香港人的生活方式和傳統習俗，農曆新年被列為公眾假期就是一個例子。
那些年，中國爆發文革，數以萬計的難民從不同途徑湧港。駐守邊防的中國軍警拿槍向逃走的難民掃射，港英政府反而實施抵壘政策。中共高層得悉湧港難民潮後，為阻止情況持續，一手槍桿一手筆，開動國家機器宣傳香港是人間地獄，是「世界上最荒淫的城市、黑社會橫行、最大製毒販毒基地、自殺者世界有數」，但仍難阻止人民用腳投票。
難民連年湧入，導致香港出現大量違法僭建的木屋，居住問題成為港英政府當時的首要難題。六七暴動後，當局促成委員會調查暴動成因，報告書第510段就清晰指出難民問題對香港的影響：「我們同意居住問題對本港絕大多數居民是十分重要的。在有難民湧入的其他國家中，居住問題是『人的問題』最明顯的迹象，香港的情形也是如此。」這個由中共造成的難民問題，港英政府無義務解決，但繼徙置區計劃後，再推出廉租屋計劃，1973年成立房委會和推出十年建屋計劃，1976年開始居者有其屋計劃，受惠人數達到過百萬。
隨着中國改革開放，大逃港和難民問題亦成為過去。不過中國的對內改革，沒有因對外開放而向前多少，「英國多壞，中國多好」的宣傳從未停止。對於大逃港的歷史，親中一方的看法，就只有港英政府怎樣剝削華人來發展香港經濟。英國人做的任何好事，在中共眼中都是壞事。例如彭定康推行政改，會被曲解成破壞聯合聲明和一國兩制；英國政府關注李波事件，則被曲解成干預中國內政。
大逃港不是港英政府引起，李波也不是英國綁走，彭定康推行政改是香港內政，與中共何干？然而歹徒看見，就用他們的一貫思維大喊「問題來了」。確實，香港到處都是問題，但問題都是中共引起的，兇手卻不以為然，反問「香港若亂，誰更心疼」。梁特師承中共，人有人性，黨有黨性，好鬥之餘不忘諉過於人。梁家婦女遺留行李，過在機場職員；記者越洋追訪，罪在新聞自由；機場聲譽受損，錯在示威群眾。這跟中共常說「英國多壞，中國多好」一樣，是對象不同罷了。
范克
自由撰稿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