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46年，美國記者Martha Gellhorn在德國紐倫堡審判現場紀錄法官判刑時，他同時寫下自己的感想：「忽然間公義顯得如此渺小。當然公義是必要的，但沒有任何刑罰能配得上如此的滔天罪行。」
50年過後南斯拉夫戰爭隨着達頓和約簽訂完結。以為經過二戰後各國已經吸取教訓，沒想到九十年代初的歐洲中心集中營和屠殺正在重演。多番反覆後克林頓終於出面調停戰爭。克羅地亞、塞爾維亞、波斯尼亞之間，好像沒有戰勝國，沒有戰敗國。只有數以十萬計在戰火中犧牲的平民。
1993年聯合國成立前南斯拉夫國際戰爭法庭，但聯合國幾乎只負責「成立」，因為它的經費少得連辦公室也租不起。但直至2011年，通緝名單上161個名字旁已經一個接一個全數劃上交叉。前總統至前獄卒站在荷蘭海牙同一個法院作供，過半疑犯被捉拿，一些受不住每天提心吊膽而自首，兩人自殺；有些寧為玉碎不作瓦全，武力抵抗喪命。但總算有個了斷。
當國際法庭成立時，誰也沒想到它會在不足20年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績。《The Butcher's Trail: How the Search for Balkan War Criminals Became the World's Most Successful Manhunt》記錄的就是成就此事背後的努力和曲折過程。作者Julian到巴爾幹半島、荷蘭和西方各國，訪問當時有份參與策劃和執行捉拿行動的各國情報人員、國防官員、軍隊將領、警察，和國際法庭的各級檢控官，將這個好不容易的過程整理成書。
作者將捉拿戰犯的驚險過程重組，刺激得像在看動作片一樣。但引人入勝背後的是促成公義的掙扎和張力。1993年美國特種部隊在索馬里行動導致19名美軍死亡是克林頓的夢魘。北約、聯合國和西方國家在波斯尼亞駐軍，除了希望避免自身傷亡，他們相信自己的任務是維持和平而非捉拿戰犯。他們深怕將戰犯緝拿歸案，只會導致三國的民族主義者更大反彈，傷害脆弱和平，再度引爆戰爭。
事後孔明來看，除了少數和短暫的極端民族主義者示威遊行外，捉拿戰犯沒有引起太大的國內反對。畢竟當時戰犯「橫行」的情況是不可想像：你以為他們藏頭露尾到處躲藏，除了後期最高級戰犯外，大多數一直繼續當官、當醫生、警察，有些則開咖啡店開派對過着簡單生活。
的確國際法庭帶來的正義永遠抵不過戰犯手上的鮮血，但這不等於國際法庭沒用。細想沒有國際法庭的情況，戰犯繼續如常生活在你我之中，這等於是完全無視被他們奪去千千萬萬的生命的價值。當世界從未和平，敍利亞停火才剛踏出一小步，南斯拉夫國際戰爭法庭的經驗永遠是值得回看的一頁。
趙雲